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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红天讲席教授、证监会原副主席高西庆在“全球经济复苏与经贸关系展望”分论坛上表示，在长期资金市场改革过程中，除了市场化机制外，还需要有使市场功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机制，这中间还包括诉讼的机制。
高西庆认为，如果允许市场完全自己运行的话，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一旦出了问题，普通投资者作为，很难维护自己的利益。“一般的股民被割了韭菜，也没有能力去跟大公司打官司，因为一个人损失的可能是几千块钱、几万块钱，但一个大公司获得的是多少亿的利益。”
而对于如何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高西庆表示，政府的监管部门要起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里所说的“零容忍”。监管部门能做到“零容忍”是因为监管部门有政府所赋予的权力，不管是类似警察系统能查账、抓人等权利，还是调集各种政府资源对市场做监督的权利。
高西庆在演讲中还提到了中国长期资金市场最近的一个可喜的进步——在证监会的积极促进下形成了一个新的机制，叫做中国的证券仲裁机制。
高西庆表示，证券仲裁机制是在金融专业法庭的基础上的又一个进步，使得纠纷的解决部门，从司法部门逐步扩大到自律部门、市场部门。“对当事人来说，仲裁是相对更为市场化的机制，更有可选择的余地，更有可预测性的一个机制，这使纠纷解决的机制更为完整。这些都是在进一步市场化、法治化的过程中所走的一步。”
最近监管部门有一个说法，叫做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这九个字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针。如果这个方针能很好的执行，对整个长期资金市场的向前发展会有一个巨大的推动力，是非常大的进步。
这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就是市场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本动力。别的是辅助性的东西，不是根本，根本就是要保障市场本身的作用。
这九个字里，中间这条不干预，其实指的就是市场化。不干预就是要市场起作用，而不是由某个个人、某个机构去干预，因为某一群人即便再聪明，也不能完整的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所以说要市场这么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起主要的作用。
但是让市场能起作用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它的基本保障是什么？就是要有法治的基础，假如没有法治的基础，没有法律的建立和对法律的严格执行，市场因为内在的问题，有时会失灵，造成各方博弈力量的不平衡，造成某些个利益集团的损失，使市场化的进程受到阻碍。
法治基础当然是要要建立机制，所以叫建制度。但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长期资金市场的建立过程中已经搞了几十年，30多年来各种各样的法律和法规已经有了很多。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有一个不断纠正、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全全球范围内都是这样。
资本市场在我国还比较年轻，只有30多年，但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当然世界范围内长期资金市场也是个持续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它的法律也在不断的改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要去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同时结合中国自己的特色，来搞好我们的法治。
建制度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要不断地把别人经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拿进来。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法律制度在不断的改进，早期所做的一些制度有些已经有了改善，好多原来没法做到的事情，现在慢慢的开始做到了。很典型的例子比如注册制，此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要搞注册制，然后这一两年里逐渐开始做注册制，但是这还不够，因为注册制不是一句话就能够实现的。
在世界范围内各个不同长期资金市场条件下，有各种各样的审查机制，这些机制也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因为各国的国情不同、环境不同，所以我国也是在试验过程中。今天有很多人批评说注册制做的还不到位，注册制本来的意思是有了注册就行，政府监管部门不应该再做实质性的审查，这从注册制的本质上来说是对的，但是这是一个过程。
刚开始由政府部门进行审批，由政府监管部门来进行的市场准入机制，存在各种各样弊病，但是这有历史的必然性，所以今天将其改变，把审核的机制下放到市场一层。中国说市场一层是交易所来审，其实交易所在中国特定机制下，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大家所认为的市场机制。
因为交易所受到政府监管部门的制约较多，政府部门在这里所起的作用也很大，所以这仍然是一个类似审批的过程。好处是比监管部门离市场更近了一点，但问题也在于离市场近的程度还不够，跟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在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条件下那种所谓纯粹的自律机制，也就是市场各个参与者自己所形成的一个机制，政府部门不做干预，这一点上有我们的不同。
但是这已经进了一步，就说明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原来的机制是做不好的。过去几十年审批了无数个企业，上市的几千家企业里，能够正常的看到时不时会出一些问题。或是审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问题，或是审了之后逐渐变成了有问题的企业等。这些都说明原来所设想的用政府强力监管来处理问题的方式，其实并没解决问题。所以回头来看，我国要用市场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但今天看来这个方式还要一定过程。
除了这个机制外，市场本身要有使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机制，这里就包括诉讼的机制。如果允许市场完全自己去做的话，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出了问题，普通投资者作为，一般的股民被割了韭菜，也没有能力去跟大公司打官司，因为一个人损失的可能是几千块钱、几万块钱，但一个大公司获得的是多少亿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平衡这个关系？政府的监管部门要起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九字里所说的零容忍。监管部门为什么能做到零容忍？是因为监管部门有政府所赋予的权力，不管是类似警察系统能查账、抓人等权利，还是调集各种政府资源对市场做监督的权利。
但是问题在哪里？如果只是由监管部门去做这件事情，监管部门首先有一个利益机制的问题，一个监管部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把市场上所有的利益机制全都看住，因为有政府税收有限等问题。因此政府的监管部门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大无比的机制，使得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受到监督，因为市场要比政府大得多。
在这场博弈里，市场的各个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进行争斗，而政府部门并没有直接的利益，所以能站在中立的立场上监管市场；但也正因为如此，只有少数的利益驱使政府部门的监管人员去努力做好这些事情。在以前的机制里，由于监管部门有资源配置的功能，可以设租，进行各种审批，准许人们进入市场，有阻挡人们赚钱也有赋予人们赚钱的能力。这样市场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力量去跟政府博弈，把政府的官员腐蚀下来，使得利益集团能够从中获益。
这种情况下，就要小心对待政府在这场博弈中所处的地位，对政府监管部门要有足够的制约。这就是这几年所说的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的概念，负面清单是只要政府没有明确说不能做的事情，市场都应该能做，这是市场的功能。权力清单是政府的监管部门所能做的事情要有个确定范围，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最近证监会主席也提出对于监管部门全方位的监督制约，因为政府监管部门有很多权力部门，无论是管发行的、管上市的、管机构的等，都可以在不经意间使得一些人、一些集团、一些机构获得很大利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要有非常强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监管部门的权利在一个既定的经过程序中确定下来的法律范围以内行使，而不是什么都可以做。以前没有负面清单的时候，就是只要政府部门没有说你可以做的，那都不可以做。这是封建王朝时期遗留下来的残存观念，今天咱们不可以再用这种方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是有限的政府。市场是这样，政府部门当然更是这样，要受宪法的制约，受各种法律的制约，对权力有一定限制。
在政府部门没有为所欲为随意设租为自己谋利的可能性的条件下，政府监管部门才能把最大的力量和精力都花在该做的事上，就是抓坏人，保证市场能够安全、公平地运行。使市场本身的上下波动，由市场的博弈来决定，而不是由某一个政府部门来决定。这就是我说的市场化过程中需要法治的一个重要观念。
最近还有一个进步，就是在法治的条件下，我们不光建立了法律机制，也有了相对较专业的法律系统，是所谓的金融专业法庭，和最高法院所建立的一些巡回法院等。以前证券业早期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时，你们可以到任何一个小的法院去告，任何一个基层的法院警察都能做出自己的决定，全国任何一个基层法院的警察都可以到上海深圳的交易所来查封账户、抓人。但现在不行了，有了更为专业的司法机制来做这件事，这使整个长期资金市场的发展有了更好的可预测性。大家不至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总是琢磨政府在想什么，或是某个地方的司法干警与他有什么关系。
政府是为市场服务的，市场是政府监管部门的上帝，要让上帝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由政府监管部门的某些人来做这件事情。
最近还有一个可喜的进步，就是在证监会的积极促进下形成了一个新的机制，叫做中国的证券仲裁机制，这是在金融专业法庭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了一步，使得对于纠纷的解决，从司法部门进一步的扩大到自律部门、市场部门。对当事人来说仲裁是相对更为市场化的机制，更有可选择的余地，更有可预测性的一个机制，这使纠纷解决的机制更为完整。这些都是在进一步市场化、法治化的过程中所走的一步。
其实这些机制绝大部分在国际市场都有先例，所以中国证监会所说的在市场化、法治化基础上，还要走国际化的道路，就是这一个道理。
中国走国际化不仅是要希望吸引外资，现在说中国人有的是钱，外资不来也不要紧，虽然我不同意这个话，但是现在说起来，中国长期资金市场确实慢慢的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把市场搞好，要学习国际的经验，国际上这一个市场已经搞了几百年，我国只搞了30多年，英文有一句话叫做我们用不着重新发明轮子，就是这一个道理。
轮子已经发明出来了，我们已知道只有圆的东西在行进过程中才能更平稳，阻碍更小，那就用不着再去琢磨重新发明一种不一样的形状的轮子是不是会更好，不需要走别人已经走过、事实上能行得通的道路，也不要再去尝试那些事实上行不通的道路，这就是国际化的一个原则。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